胡長明
(二)
社會上普遍流行一種說法，即毛澤東是決策者，周恩來是執(zhí)行者，或者說“謀事在毛，成事在周”。這種說法一般來講當然是對的。自遵義會議以后，毛澤東、周恩來的合作格局逐步形成并固定下來，毛澤東統(tǒng)籌全局，著重于戰(zhàn)略設計，周恩來負責具體組織和政策的執(zhí)行。而且在某種意義上，周恩來還有意識地使自己主要扮演執(zhí)行者的角色。建國初期，有人曾問過周恩來：你為什么不做些理論方面的工作？周恩來說：你怎么也講這個話？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，有那么多具體的事，總要有人去管它。我多管些這樣的事，就可以讓毛主席有更多的時間去考慮一些更大的問題。① 這些情況難免給人們乃至不少研究者這樣一種印象，即周恩來沒有多少思想和決策能力，從而直接影響到對毛澤東、周恩來之思想比較的深入。
“謀事在毛，成事在周”只是一種相對的說法。很難設想，作為一個大國的總理，不需要經常做宏觀上的戰(zhàn)略思考。實際上，周恩來也是一個有戰(zhàn)略眼光和重大決策能力的政治家。英國人詹姆士·麥克唐納的說法比較近情。他認為周恩來扮演著兩個角色，一是在政策決定之前當顧問，二是在政策決定之后當執(zhí)行者。② 在不少宏觀問題上，他的思想和毛澤東是有差別甚至是有重大差別的，而且即便是執(zhí)行決策，也不是一個簡單機械的推演過程。周恩來多次說過，毛澤東是搞戰(zhàn)略的，他只能搞點戰(zhàn)術，當助手是否當?shù)煤�，還沒有把握。這雖然是自謙之詞，但也說明了一個事實，即實施政策的過程是一個與實際相結合的過程，因而也需要講求方式、方法和策略，有時還要加以必要的修正。周恩來許多重要的理論創(chuàng)見恰恰是在執(zhí)行政策過程中產生的，這方面的事例不勝枚舉。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中國的文藝政策。眾所周知，新中國成立后，文藝政策是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基本依據(jù)的。但由于時空的轉換，這個講話的不少內容并不完全適應變化了的現(xiàn)實。周恩來正是在執(zhí)行政策的過程中，不斷總結實踐經驗，在新的歷史制高點上推進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。
毛澤東的思想自成體系，這是公認的事實，至于周恩來的思想是否是一個體系，這里不作妄斷，但周恩來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，對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軍事、外交諸領域的問題進行過深湛的思考，卻無人可以否定。周恩來知識結構上的均衡，在國內外的政治家中都是罕見的。毛澤東的思想與周恩來的思想在不同的主題、不同的領域、不同的層次等問題上構成十分復雜的對比關系，只有進行扎實的比較研究，才有助于進一步認識他們的政治性格和理論貢獻，以及他們的一致與分歧對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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