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中國初期的毛澤東和周恩來：合作大于分歧【2】

這幾點只是舉例。從這里也可以看出為什么毛澤東最離不開的人是周恩來。

新中國成立后一年，抗美援朝戰(zhàn)爭發(fā)生了。人們講到抗美援朝，在領導人中，首先會想到毛澤東，其次是彭德懷；但很少人知道周恩來在這方面的貢獻和作用。

抗美援朝的大主意，當然是毛澤東作出決斷的。戰(zhàn)爭初期的幾次戰(zhàn)役，他也指導得十分具體。在前方直接指揮作戰(zhàn)的，是彭德懷。人們首先想到他們是很自然的。

周恩來呢？

拿指揮作戰(zhàn)來說，周恩來當時是主持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（朱德年紀大了，彭德懷在前方，劉少奇主要不負責這方面的工作），是毛澤東在軍事方面的主要助手。這場戰(zhàn)爭，同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往經(jīng)歷的任何一次戰(zhàn)爭不同。這種仗應該怎么打？周恩來每天晚上到總參謀部作戰(zhàn)室聽取匯報。他對戰(zhàn)場上的雙方情況，特別是志愿軍方面包括團一級單位的狀況，了如指掌。對哪個部隊正在哪個村莊、哪個山頭，都很清楚。志愿軍司令部每天的報告要中央指示，在第一線處理的就是周恩來，大事小事都問他。重大的問題，他準備意見后再向毛澤東報告請示。直到1952年7月彭德懷從朝鮮回國，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才改由彭德懷主持。

在抗美援朝戰(zhàn)爭中，后勤保障是一個極其突出的問題。和國內(nèi)戰(zhàn)爭不同，幾十萬軍隊在朝鮮前線，從兵員補給到所需的武器、彈藥、糧食、被服、藥品、醫(yī)療器材、生活用品等等，主要都得靠中國后方供應，而且不能有任何間斷。新中國建立伊始，許多不可缺少的條件卻沒有完全具備。這是多么艱巨而繁重的任務！有了東西，又有個如何運送到前方去的問題。這在美軍控制制空權，不斷密集轟炸、掃射、投擲大量定時炸彈和三角釘?shù)葋碜钄嘟煌ň�的情況下，更是何等困難！聶榮臻說：“整個后勤工作，當時都是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關懷下進行的。這方面的事情，我?guī)缀趺考�事都向他請示。他抓得很細�！?/p>

1951年7月，朝鮮停戰(zhàn)談判開始。談判進行了兩年。中方前去參加談判的是李克農(nóng)和喬冠華。隨著邊打邊談局面的出現(xiàn)，周恩來就擔負起這雙重任務。他總是通宵達旦地工作，常常前半夜處理戰(zhàn)場上的問題，后半夜處理談判中的問題。談判代表團每天都要發(fā)來電報，報告當天的談判情況、美方動向、外國記者反映、代表團的意見。毛澤東只在談判的開頭、談判過程中的一些重大關節(jié)上，親自起草電報，進行具體指導。而大量問題都是由周恩來直接處理，特別重要的問題，由他提出意見，請毛澤東決定。當談判進入緊張階段時，代表團除書面報告外，每天都要在周恩來清晨臨睡前用電話向他報告一次。現(xiàn)在保存下來的周恩來起草的電報手稿有一百多件。這些電報，都是以毛澤東的名義發(fā)給金日成和彭德懷、李克農(nóng)的。談判桌上，斗爭十分復雜，情況千變?nèi)f化。事情緊急，前方來電必須及時回復。周恩來能以驚人的速度，一氣呵成地寫出上千字、幾千字的回電，毛澤東看過，幾乎一字不改就發(fā)出去了。兩人之間何等默契。周恩來工作勤奮、思想敏捷、辦事周詳?shù)淖黠L和卓越的談判藝術，躍然紙上。

在整個抗美援朝過程中，周恩來擔負的工作量是令人難以置信的。何況他是政務院總理，國內(nèi)的大量政務同樣需要他來處理。1951年夏天，他病倒了，遵照毛澤東的建議和政治局的決定，到大連休養(yǎng)了一個多月，這在他一生中是極少有的。

再如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訂。

這是中國大規(guī)模經(jīng)濟建設的開始，過去對編制長期經(jīng)濟發(fā)展計劃幾乎沒有經(jīng)驗可言，所需的資料也不齊全。困難可想而知。

當時，先在陳云主持下，由各財經(jīng)部門分別搞出五年期間工作的初步設想材料。這是計劃編制工作的重要基礎，但還缺少一個整體性的考慮。

1952年7月初，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并劉少奇等，提出：“在七月份我擬將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計劃和外交工作方面�！薄皩ξ迥暧媱潱�當著重于綜合工作，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盤意見，并準備交涉材料�！边@里講的“交涉材料”，是指同蘇聯(lián)談判的材料。經(jīng)過一個月左右的緊張工作，周恩來執(zhí)筆寫成《三年來中國國內(nèi)主要情況的報告》，并提出五年計劃的方針和任務。在此基礎上，由他主持在8月中旬寫成《中國經(jīng)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》，對五年建設的方針和各項主要指標作了詳細的闡述。8月15日，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（成員有陳云、李富春等）訪問蘇聯(lián)，同斯大林和蘇共中央交換意見，并商談要求蘇聯(lián)給予援助的有關問題。

當五年建設的大政方針確定后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具體編制工作在陳云、李富春主持下進行。計劃草案初稿，又經(jīng)毛澤東、劉少奇、周恩來、李富春等于1954年11月在廣州用20來天時間仔細地審核修改。第二年，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正式通過。

至于在有些領域內(nèi)，特別是外交工作方面，周恩來不僅是執(zhí)行者，而且是許多重大決策的提出者，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以及在日內(nèi)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上的臨機決斷等。這些事情，大家都很熟悉，就不多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