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恩來如何總結南昌起義經(jīng)驗教訓的

　　南昌起義在軍、師兩級設立了黨代表，團、營、連三級設立政治指導員。這一體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潰，所有師以上黨的領導人均已離隊，只剩一個團級政治指導員陳毅。

　　軍事干部也是如此。師團級軍事干部只剩一個七十四團參謀長王爾琢。

　　領導干部如此，下面更難控制。營長、連長們結著伙走，還有的把自己部隊拉走，帶一個排、一個連公開離隊。剩下來的便要求分散活動。

　　林彪帶著幾個黃埔四期畢業(yè)的連長找陳毅，現(xiàn)在部隊不行了，一碰就垮，與其等部隊垮了當俘虜，不如現(xiàn)在穿便衣，到上海另外去搞。

　　后來人們把這段話作為林彪在關鍵時刻對革命動搖、想當逃兵的證據(jù)，其實言之過重了。在當時那種局面下，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脫離隊伍的人比比皆是。若說都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也許太重，起碼對這支行將潰散的武裝能有多大作為不抱信心。

　　1927年10月3日，前敵委員會的流沙會議，是轟轟烈烈的南昌起義的最后一次會議。

　　會議由周恩來主持。他當時正在發(fā)高燒，被人用擔架抬到會場。郭沫若回憶說，周恩來“臉色顯得碧青。他首先把打了敗仗的原因簡單地檢討了一下。第一是我們的戰(zhàn)術錯誤，我們的情報太疏忽，我們太把敵人輕視了；其次是在行軍的途中，對于軍隊的政治工作懈怠了；再次是我們的民眾工作犯了極大的錯誤”。

　　可以想見，當時周恩來是怎樣一種心情。

　　別人的心情也是一樣。周恩來報告后，“葉、賀部隊”的葉挺說：“到了今天，只好當流寇，還有什么好說！”黨史專家們后來解釋，葉的所謂“流寇”，是指打游擊。賀龍則表示：“我心不甘，我要干到底。就讓我回到湘西，我要卷土重來�！�

　　這樣的表態(tài)也沒有搞完，村外山頭上發(fā)現(xiàn)敵人尖兵，會議匆匆散了。

　　分頭撤退途中，隊伍被敵人沖散。連給周恩來抬擔架的隊員也在混亂中溜走了，身邊只剩下葉挺和聶榮臻。三個人僅葉挺有一支小手槍，連自衛(wèi)的能力都沒有。若不是遇到中共汕頭市委書記、周恩來的老朋友楊石魂搭救，三位真是生死難卜。

　　聶榮臻回憶這段經(jīng)歷時說：“那條船，實在太小，真是一葉扁舟。我們四個人——恩來、葉挺、我和楊石魂，再加上船工，把小船擠得滿滿的。我們把恩來安排在艙里躺下，艙里再也擠不下第二個人。我們仨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擠在艙面上……這段行程相當艱難，在茫茫大海中顛簸搏斗了兩天一夜，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�！�

　　新中國成立后，周恩來在總結南昌起義經(jīng)驗與教訓時，講過幾段話，“南昌起義后的主要錯誤是沒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針，起義后不該把軍隊拉走，即使要走，也不應走得太遠，但共產(chǎn)國際卻指示起義軍一定要南下廣東，以占領一個出�？�，致使起義軍長途跋涉南下，終于在優(yōu)勢敵兵的圍攻下遭到失敗”，“它用國民革命左派政府名義，南下廣東，想依賴外援，攻打大城市，而沒有直接到農(nóng)村中去發(fā)動和武裝農(nóng)民，實行土地革命，建立農(nóng)村根據(jù)地，這是基本政策的錯誤”。

　　這就不僅是當年所說的“戰(zhàn)術錯誤”、“情報疏忽”、“政治工作懈怠”和“民眾工作犯了極大的錯誤”了，而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選擇問題。（9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