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恩來不重個人名位 曾讓出紅軍總政委職務

周恩來“立大志，不存大己”的高尚人格，還表現(xiàn)在他正確對待個人名位，他看重品德、名譽，而不重個人名位。

周恩來青年時代就重視個人品德的修養(yǎng)，既努力學習“做事”，又努力探索“做人”。做大事要立志“革新”，做“偉人”要立志“革心”。他很珍惜道德意義上的個人名譽，甚至把個人名譽看作是“人生第二生命”，但他反對追逐個人利益的名位，指出不能“有邀名之心，當以正義以繩其輕重”，否則或“汲汲于名，猶汲汲于利之徒�！保ā吨芏鱽砟曜V》第19頁。）

確立了共產主義信念，他更加深刻地認識到無產階級要獲得解放必須組織起來，個人如果離開組織是微不足道的。他時時把自己看成黨組織中的普通一員，在黨安排的任何崗位上都竭盡全力地工作，毫不計較個人的名位。他從內心認為，自己所做的一切，都是應盡的職責，都是黨的領導和人民支持的結果，一切榮譽應歸功于黨、歸功于人民。所以他從不宣揚自己，也不希望別人宣揚他。

在重慶時，他不讓《新華日報》刊登他的照片；他出國時，發(fā)現(xiàn)我駐外使館掛有他的像，便懇切地讓他們取下來；他堅決不同意把他在延安、淮安的故居辟為紀念館；參觀農民講習所舊址，看到他的照片比別的教員大一些時，就要求換成小一些的，說：“那幾位同志都為革命犧牲了，我的像不應超過他們”；他到工廠、農村、部隊視察工作時，總是再三地對隨從攝影記者說：“少拍我，多拍其他領導同志，多拍人民群眾”等等。這樣的事例，舉不勝舉。

他不追求個人名位的行動，是高尚品質的自然流露，是崇高人格的外化，而不是做給別人看的。聶榮臻元帥回憶說，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時，周恩來是這次會議的實際主持人，但他很謙虛，出頭露面的事總是讓別人干。他把瞿秋白推到前臺，讓他主持會議、做報告、發(fā)表總結性的意見。事實上，從1928年到第四次反“圍剿”這一段時間內，他常常是全黨工作的實際指導者和組織者，但他從來沒有當過名義上的第一把手。紅軍長征時，張國燾以紅四方面軍人多為籌碼，要挾中央，如不解決“組織問題”（要求給他更大的權力）便“無法順利滅敵”。在非常危險的情況下，為了顧全大局，為團結張國燾，周恩來同毛澤東商議后，把自己擔任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改由張國燾擔任。這與那些延攬權位、爭功諉過、突出個人、甚至欺世盜名的人形成了多么鮮明的對比。長期以來，人們對周恩來的輝煌業(yè)績、高尚人格研究的比較多，認為他是個出色的實干家、高超的組織者，而對他在思想理論上的貢獻宣傳比較少。實際上他也是一個具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和創(chuàng)造精神、善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，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做出重要貢獻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。

比如，在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形成方面，周恩來是做出了突出的重要的貢獻的一位。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懂得武裝斗爭的杰出軍事家，1927年3月，他成功地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。大革命失敗后，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，于1927年8月1日領導了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，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，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新時期。1927年秋至1928年初，全國許多地方的起義先后失敗了。但有些地方的起義，像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等保留下來的隊伍及時總結經驗，改變攻打城市計劃，向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廣大農村進軍，創(chuàng)建工農革命軍，開展游擊戰(zhàn)爭，陸續(xù)創(chuàng)建了一些小塊革命根據地。周恩來在領導全國各地的武裝斗爭中，除肯定了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外，還繼續(xù)進行探索。1928年1月初，他起草的《中央致江西省委信》中指出了在南昌、九江等南潯鐵路沿線進行暴動“必致流產”，創(chuàng)造性地提出了先實行全省農村的武裝割據，然后匯合起來，在各種條件成熟時，才能攻打該省主要城市的寶貴意見。這時，表明他已開始掙脫蘇聯(lián)“城市中心論”的束縛，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已經萌生。在黨的六大會議上，他因不同意共產國際的意見，強調根據中國情況，應重視農村工作，堅持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，受到許多代表批評指責。

六大以后，周恩來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常委秘書長、中央軍委書記、中央組織部長，實際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。他繼續(xù)沿著農村包圍城市的思路探索，多次召開軍事會議，總結交流各地經驗，特別是肯定和推廣了朱德、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和根據地的經驗。（劉焱等主編《周恩來與毛澤東思想》第63-65頁）

本文系《周恩來精神風范》節(jié)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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